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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业正由“污染治理”走向“生态服务”
信息来源:网络 添加日期:2019/4/9 浏览次数:1281次
    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持续抓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水土流失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为未来生态环境产业规划了清晰蓝图,作为近些年生态环境领域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山水林田湖草”、“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等等,拉开了环境产业的变革序幕,生态服务业将成为环境产业未来的重要业态。
 
  多重因素催化变革
 
  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是“生态服务”的理念,“国家公园”是现阶段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并在西方国家经历了长时间发展。
 
  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解释,“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
 
  作为最早提出国家公园概念并最早付诸实践的地区,美国国会于1916年通过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在内政部设立管理国家公园的专门机构——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几乎所有重要的、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文化、风光遗产都纳入其保护范围。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国家公园总面积已达319713平方千米,覆盖了3.6%国土。
 
  在我国,十八大以后,伴随着近些年国家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程的推进,各地不断创新举措,涌现了一批典型的国家公园,成为生态服务产业的核心产品。
 
  譬如,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背景下诞生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精神指引下,落地武汉的长江生态公园。
 
  这些“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不仅对标了西方“国家公园”的设计特点,也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特色,通过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的修复,可持续性和系统化的生态服务,打造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景观和谐共生的环境或人居系统。
 
  作为生态服务业的核心产品,一系列“国家公园”的建立将为我国深化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生态服务行业的兴起,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治、技术、社会、产业等多方面的需要。
 
  从政治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人民群众享有美丽宜居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技术上看,新时代的技术探索,不仅要求污水处理厂能稳定运营,还需要把稳定运营的效果让人民感知到,传递到经济可以支撑的范围中。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新时代下的环境需求是综合性的需求。因此,传统点状供给不能满足新时代下的生态环境需求。
 
  从社会上看,当下环境和经济的矛盾依旧很深,深化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推动生态服务产业发展,是贯彻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有效实践“两山经济”的上乘之策。
 
  从产业上看,从上世纪末国家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到近些年水、固、气三大十条的发布,政策方针虽然是环境产业发展的“推手”。但当地方政府公共预算入不敷出,政府发债和政府融资平台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许多环保公司失去了造血能力,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变政府投资的模式,以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
 
  由此可见,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环境产业将由“污染治理”逐渐转向“生态服务”。有研究者认为,未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为我国环境产业带来新变革。
 
  重塑产业格局
 
  E20研究院院长傅涛认为,过去三十年,环境产业经历了设备制造时代工程服务时代投资运营服务时代,环境产业的配置方式一直不是完全按市场配置,而是由政府配置。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所覆盖的领域,只有30%40%直接计入了产业的范围,未来很大一部分需求还在陆续释放。
 
  严格意义上讲,传统环境产业与生态服务业均是政策导向性产业,但与传统环保行业不同,生态服务业,打破了传统环保行业的“壁垒”。传统环保行业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有着天然的排他性,一个企业签署了BOT条约后,其它企业很难参与,导致环保企业业务布局呈地方割据态势,限制了生态价值。而生态服务产业,通过“生态+”的模式,改变了 “政府投资,企业建设”的传统模式,多方合作、开放共赢,生态价值呈现几何性增长。
 
  从商业角度看,生态服务行业,较少的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具有更加开放的边界,让不同企业作为生态服务主体参与其中,打造了“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商业模式,创造了多元化、多产业协同的利润来源。
 
  由于更加市场化的特性,产业活力被激发,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个体,民营企业关于生态服务企业的报道频频见报。以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沙漠开展的生态服务项目为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提供“荒漠化防治,谁治理、谁所有、谁受益”政策,与亿利集团合作开展沙漠生态修复。亿利以修复后土地作为价值,与具有光伏发电企业浙江正泰展开“平台经济”合作,投资光伏电站。据测算,1GW生态光伏每年可发电5.27亿度,节约标准煤4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7万吨,防风固沙面积可达4000公顷,生态效益明显。仅此一项,每年就带来以亿计算的利润。此外,通过在沙漠地区种植甘草、肉苁蓉等沙漠产品,作为经济作物,形成亿利健康产业。经过修复后的库布其已被打造成国家沙漠公园,是4A旅游景区,年均游客达百万人次,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这一成功经验,逐渐被复制到生态公园项目当中。作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总包商,亿利集团为生态公园规划了清晰的盈利蓝图,正积极与地方政府对接,商讨后续运营合作事宜。
 
  作为新兴产业,政府管理体制也要出台引导政策,为生态服务产业发展方向。譬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谁治理、谁所有、谁受益”政策等。此外,由于生态服务更加系统,区域之间、部门之间联防联控和协同共建机制有待加强,生态补偿机制也亟待建立健全。
 
  傅涛认为,生态服务,需要重新设计生态服务业的商业模式;以生态环境效果的服务作为商业服务模式设计,而不是以传统服务为基础来设计,可以很好的发挥生态服务业的优势。此外,对于企业而言,生态服务要求企业具备系统化解决方案的能力。虽然我国具有庞大的针对“大气”、“污水”、“土壤”、“固废”甚至“危废”处理处置的企业群体,但鲜有企业具备“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核心能力,对生态问题识别不够准确,因此,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下,提升核心能力是贯彻落实是推动生态服务产业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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